古代名人之人物百科-阮瑀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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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瑀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、音乐家。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并不算很大，但他的儿子阮籍位列“竹林七贤”之首，孙子阮咸发明了琵琶，曾孙阮孚留下了“阮囊羞涩”的佳话。

阮瑀是河南尉氏人，尉氏当时属陈留郡。阮氏是汉魏时期显赫的名门望族。阮瑀生活在儒学世家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。他能写诗，会弹琴，文采横溢，精通音律，尤其擅长公犊文书、表章书檄。曹操听说他很有才能，亲自前往求见，想让他到朝中做官，他却避而不见，还跑到大山里躲了起来。曹操想尽办法均无效果，最后只好放火烧山。阮瑀被逼无奈，这才出山追随曹操，成了曹操的文胆。

一、建安风骨

汉献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叫作“建安”，但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是曹操。从建安至魏初，以曹氏父子为中心，形成了一个文学倾向相同的文人集团。他们高扬政治理想，展示鲜明的个性，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，展现了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，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。当时的诗文以风骨遒劲而著称，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，形成了俊爽刚健的独特风格，在文学史上被称之为“建安风骨”。

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。围绕在他们周围，还有一个被称为“建安七子”的作家群。曹操唯才是举，不拘一格，招揽了许多文人才子;曹丕不仅是文章高手，而且与文人相处的极为融洽;曹植才高八斗，七步成诗，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。在曹氏父子身边，还有7个比较有成就的文学家，即孔融、阮瑀、应瑒、陈琳、徐干、刘祯、王粲。他们与曹氏父子文风呼应，共同铸就了建安文学的辉煌。

建安七子大多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，也颇受曹氏父子的重视。除孔融外，其余6人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，因让梨的故事而名垂千古。他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，后来为曹操办事，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。王粲在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为最高，他的作品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。曹丕对王粲格外器重。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，王粲死后，身为皇帝的曹丕亲率众文士送葬，还带头学驴叫送他，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。

若论名气，阮瑀也许没有孔融、王粲的名气大，但他的诗在建安七子中格调最为凄凉低沉。他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还精通音律，善于弹琴，有极高的音乐修养。在他之后，阮氏家族名士辈出，风光无限，走出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精英。

二、被逼出山

“陈留阮氏”是东汉的世家大族，世代高官厚禄。直到汉灵帝时期，阮氏家族还有人官拜刺吏。

汉灵帝刘宏登基之后，外戚跃跃欲试要统掌朝政，宦官虎视眈眈觊觎皇权，社会千疮百孔，遍地饥民之声。阮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很高，按说阮家子弟出来做官，要比普通百姓容易得多。然而，由于社会动荡不安，朝廷一片混乱，自汉灵帝时期之后，阮氏家族尽管名士辈出，却显现出衰落之相，再没有出现过真正身居高位、掌握大权的人物。

阮瑀出生于东朝未期。当时，陈留阮氏虽然大如前，但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优越。他年轻时曾拜东汉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蔡邕为师。蔡邕也是陈留郡人，与阮瑀是同乡。

阮瑀跟随蔡邕写辞作赋，练习书法，很快崭露头角，尤其以文章写得十分精炼，闻名于当时。但由于身处乱世，他无心入朝做官，便隐居起来，整日闭门读书。

此时，曹操已经掌握了朝政大权，基本平定了北方。他早就知道阮瑀的大名，多次派人去请，想让他出来做官，阮瑀却拒不赴任。曹操是爱才之人，可谓求贤若渴。他不断派人去请，连连逼促，采取各种方法逼迫他赴任。阮瑀不堪曹操的骚扰，最后干脆躲进了深山。但曹操仍不甘心，竟命人放火烧山。阮瑀被逼无奈，只好出山为曹操效力。

三、文思敏捷

阮瑀出山后，内心仍不大情愿，办事也不是很尽心，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干。在一次大宴宾客时，曹操见他独自坐在旁边一语不发，有意羞辱他，借机大发雷霆，把他赶入乐工的行列。阮瑀看透了曹操的心思，于是抚琴而歌，即席唱道：“弈弈天门开，大魏应期运。青盖巡九州，在西东人怨。士为知已死，女为悦者玩。恩义苟敷畅，他人焉能乱。”曲调和谐美妙，而且有赞美曹操、表示愿为曹操效忠之间。曹操听了大为高兴，决定信任并重用他。从此以后，阮瑀便成了曹氏集团重要的文职官员，与陈琳共同起草国书和檄文。

陈琳也是文学家、建安七子之一。他曾效力于何进，劝阻何进召董卓进京，何进不听，结果事败被杀。后来，陈琳跟随袁绍，袁绍军中文书多出自他的手下，著名的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历数曹操罪状，风格雄放，笔力强劲，令曹操悚然汗出。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惨败，陈琳被曹军俘获。曹操爱其才而不咎，留为已用。陈琳乱时世之中三易其主。

阮瑀与陈琳齐名，都是以擅长章表书记而闻名，当时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二人之手。阮瑀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，而且不用修改。有一次，阮瑀随军西征，曹操让他草拟一封致关西军阀韩遂的书信。阮瑀人不下马，沉吟片刻，片刻之间便挥笔而成。曹操看了半天，竟不能增减一字。

四、诗文名世

赤壁之战后，曹操为拉拢孙权，让阮瑀代笔写信，与东吴交涉，阮瑀写下他的代表作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。信中写道：“昔赤壁之役，遭离疫气，烧船自还，以避恶地，非周瑜水军所能仰挫也。江陵之守，物尽谷禅，无所复据，徙民还师，又非瑜之所能败也。”许多人认为，阮瑀之所以这写，是因为曹操讳败。这番话如果是在曹操内部讲或者是在朝中讲，应该是讳败，但由阮瑀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孙权就值得商榷。赤壁之战孙权是当事人是了如指掌的，曹操不至于傻到去忽悠孙权。于是，有人在《孙权传》中找到“公烧其馀船引退”的记载，用以证实曹操自烧船的可能性。

不管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陈述事实如何，它作为文学作品，无疑是出类拔萃的。这篇文章思理绵密，读起来文气顺畅，收放自如。曹丕称赞说阮瑀“书记翩翩，致足乐也”。

阮瑀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。他的诗歌语言朴素，情真意切，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。他的名作《驾出北郭门行》描写孤儿受到后母虐待和遗弃的悲惨命运，从侧面反映了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，悲戚感人。他的《咏史诗》无情地批判了历史上的暴政，笼罩着悲凉的气氛。

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，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，以文才武略自负，在诗歌创作时，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，而是另辟蹊径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。在建安七子中,阮瑀诗歌的格调最为凄凉低沉。由于身处动荡年代，饱受乱离之苦，阮瑀渴望建军功立业，时常发出人生短暂的哀叹。“良时忽一过，身体为土灰”;“常恐时岁尽，魂魄忽高飞”，这些诗句都表现出阮瑀内心的不安和无奈。他的《七哀诗》、《怨诗》等格调凄凉低沉，都是感人的悲愤之作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。

四、心向曹丕

就个人而言，阮瑀还算是比较成功的。无论仕途还是文途，他走得都较为顺畅。他诗文中的慷慨悲凉，不是为自己命运的慨叹，而是对时代的忧虑。诸侯割据，政治黑暗，战火绵延近百年，万千苍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，他和建安时代的其他文人一样，感伤离乱，悲天悯人，从而使诗文忧愤凝重，具有了悲壮慷慨的基调。

阮瑀虽然曾经躲进深山，却并非真正的归隐者。他内心充满政治热情，渴望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，建功立业。

在曹操晚年，曹丕与曹植的帝位之争更加激烈。在曹操立太子的问题上，阮瑀虽然没有明确表态，但他与曹丕的关系似乎更近些，也倾向于曹丕。有一次，阮瑀正在和曹丕谈诗论文，司马懿兴冲冲地跑了进来。曹丕见他面露喜色，忍不住问有何喜事，司马懿故作神秘说：“天大的喜事!” 阮瑀说：“能有什么事?眼下什么事也没有立嗣的事情大啊。”司马懿果然说出曹操决意册立曹丕为世子了。

司马懿便把曹操和他讨论立嗣的事情细说了一遍。阮瑀听后，悄悄对司马懿说：曹操决意册立曹丕为世子，对曹丕自然是喜事，但对司马懿却是吉凶难料。

司马懿听他话里有话，赶紧背过曹丕，虚心请教。阮瑀说：“立嗣这样的事情，你直接和主公讨论，而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一旦主公的态度有了变化，你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?以你的文笔才华，在文学上下工夫，一定会有建树。” 司马懿却说：“我的文才有限，何况生逢乱世，写诗作赋于世无补。我们司马氏都是在战马上建功立业的，我理应发扬光大先祖的丰功伟绩。要紧的还是拯世补天，辅佐大王平天下，开创盛世伟业呀!”曹丕听后非常赞同，说：“大丈夫生身立世，就要有一番大作为，岂能碌碌无为，虚度一生?”后来，曹丕当了皇帝，果然重用司马懿。

阮瑀在建安七子中的地位并不突出，他的文学成就也无法与曹氏父子相提并论。但作为建安时代的著名人物，他以出众的才华推动了文学的发展，在陈留阮氏家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阮瑀死时，儿子阮籍才4岁。阮瑀的生前好友、曹操的侄子大将军曹爽为此写下《寡妇赋》。曹氏念及阮瑀生前的功业，保留了阮瑀遗孀和孤子的待遇，使他们生活无虞。在他之后，阮氏子孙高人辈出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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